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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名称:
摇晃的中国
书籍作者:
张鸣 著
书籍大小:
4206157
书籍格式:
PDF
运行环境:
/Windowns/Linux/Mac/
解压密码:
http://www.pdfzj.cn
更新时间:
2015-04-16 16:00:09
书籍语言:
简体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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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介绍


内容简介
 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,一个大变局的中国。
  1911年,岁在辛亥,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,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。武昌发生的那些事,是一场意外,意外里的意外。这场意外,毁了一个王朝,像扳道岔一样,把古老的中国,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。在中国,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,在亚洲,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。
  百年激荡,回望辛亥。大革命,过场的都是大角色,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。都督的样儿,党人的棒儿,名士的案儿,侠客的范儿,八旗的枪儿,新军的弹儿,帮会的堂儿,暗杀团的胆儿……生旦净末丑,神仙老虎狗,发挥得好与孬,都在改变着历史。其中惆怅低回与一拍三叹,直追三国与先秦。
  本书化繁为简,以老辣笔法,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,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,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,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。尚武中国,丛林之争,枪杆与笔杆,暗杀与炸弹,造反与经济,革命与保皇,立宪与新政,科举与学堂,里里外外,再现原态。  
  真相,总在历史最深处。
 
作者简介
  张鸣,浙江上虞人,1957年生,长于北大荒。出生赶上鸣放,故曰:鸣。
  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,好每天有书看。及长,幻想当作家,变成文学青年。一辈子养过猪,做过兽医,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,最后误打误撞,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,众人眼中的学者。
   一生碰壁无数,头撞南墙不回头,不是墙破,就是我亡。由幼及长,从黑板报算起,写过的文字无数,黑板报都擦了,小说都烧了,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,留下来的比较多,有些变成铅字,好像有十几本了,均遗憾多多。平时写点时评。年过五十,没有长进,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。
  著有《直截了当的独白》《历史的坏脾气》《历史的底稿》《北洋裂变》等作品。其中《北洋裂变:军阀与五四》,获得2010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(非文学类)。
 
精彩书评
  ★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──有思想,有见地,有学问,无官腔,十分好读。
  ——易中天
  ★张鸣的文章很好读,很好看,更重要的是他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,很有见地。张鸣很多很小的文章,但揭示的问题却很深刻。看他的书,可以使我开拓心胸,开拓眼界。
  ——王学泰
  ★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,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,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。
  ——李零
  ★我觉得在大学里张鸣是比较稀有的教授,民国时像他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,在当今大学里,却是太缺也太少了。  
  ——丁东
  ★张鸣用材料和逻辑把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,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清楚很多问题,是很有说服力的。  
  ——秦晖
  ★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?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、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,就是告诉你们,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。张鸣做的工作,就很重要。
  ——陈丹青
  ★看透枪杆子,了解锄把子,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,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。我对他的理解,有时候也经常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。  
  ——吴思
  ★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些道理,告诉我们怎样认识社会,怎么从历史出发来认识现在的社会,张鸣的书也罢,吴思的书也罢,李零的书也罢,意义就在这。    
  ——徐庆全
 
  ★我觉得张鸣老师很好打交道,我们很欢迎像张鸣老师这样的学者给我们报纸和杂志撰稿。我觉得学者应该和媒体有这样互动的关系。   
  ——解玺璋
  ★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,他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、带评夹叙的,非常好。梁文道
 
目录
小引 大变局里的那些人
附图 晚清民国人物群像
年表 1911 年 :中国与世界
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,摇晃的中国
第一幕 辛亥年,武昌的那些事
辛亥年,武昌发生的那些事,是一场意外,意外里的意外。这场意外,毁了一个王朝,像扳道岔一样,把古老的中国,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。
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
芝麻开门
立宪党人的起义
市民的武昌起义
荫昌督战记
瑞澂之走
第二幕 异哉!晚清!
革命是一出又一出不在一个舞台上的演的戏,演员不同,龙套也不一样。演好演坏,都不愁没有人看。
惠州: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
萍浏醴: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
绍兴: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
镇南关:起义故事
黄花岗:革命党和老百姓
保路运动:都是铁路惹的祸
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
大革命,过场的都是大角色。生旦净末丑,神仙老虎狗,发挥得好与孬,都在改变着历史。
黎元洪: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
冯国璋: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
袁世凯与北京兵变: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
黎元洪假手袁世凯: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
丫姑爷张彪:起义的真正障碍
吴禄贞:士官三杰之死
王金发:山大王做都督
谭延闿:变乱的受益者
张宗昌: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
第四幕 末世贵胄:王帽子底下的人
温顺,平和,礼数还大的八旗子弟,亲手惹下大祸,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覆灭,连挣扎的心思都没有。
良弼:凡鸟偏从末世来
端方:名气最大的牺牲者
载穆: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
拿了洋枪,八旗兵也不中用
辛亥福州旗营的“似抵抗”
清末的殉节问题
第五幕 谁在革命,怎样革命
好些积极革命的人,其实原本不想革命,想革命的阿Q,偏又不许他革命。
农民:不许革命
学生:学堂不能碰
女人:战争不让女性走开
帮会:赶个革命的热闹
苏北之一: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
苏北之二:杀吾仇者吾君也
江北之一:天上掉下个革命党
江北之二:由革命始以兵变终
江南:商团包办的光复
上海之一: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
上海之二:掠地的风波
浙江:咱们商人有力量
江西:假印章、破机枪和大都督
湖南:白条儿封官记
山东:艺人活演“打登州”
陕西:一省六都督的故事
奉天: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
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
一台大戏,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。他们是过眼烟云,谁也记不得。但是,细瞧瞧,他们的戏,其实也挺精彩。
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
革命行进中的享乐
革命的帽子
革命知府与弼马温
剪辫子的风波
又见汉官威仪
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
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
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
一些革命党人其实对于暗杀比对起义更热衷。不起眼的炸弹,在那个特别的年代,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。
革命的炸弹旋律
暗杀乎,起义乎
暗杀团的骷髅
汪精卫: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
沈臧寿:诈取海门
袁世凯:遇刺与当国
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
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,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,还得靠时运。
《民报》:顽童革命党的涂鸦
《大江报》: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
《循环报》:一封假电报
《晋阳公报》:山西人的媒体政治
《国风日报》:报纸开天窗的故事
章太炎:名士坐西牢
张继:革命的棒喝党逻辑
秋瑾:设计军制
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
招兵要招读书郎
有枪没子弹的新军
在新军与旧军之间
啊,海军
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
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,只要有人教,都学得会。
预备立宪: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
临时政府: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
八百罗汉:头一个国会那点事
小镇议会: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
自由择君: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
帮会平等: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
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
革命首要的是钱,没钱,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,也没戏。革命在前台唱戏,后台站着的是利益。
造反要花多少钱
革命钱紧
革命暴力催租税
革命声中的税务司
股票建起革命军
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
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
文献 主要资料来源
附录 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
 
精彩书摘
  芝麻开门
  武昌起义的成功,无论从哪个方面讲,都有些偶然性。首先起义的爆发,就有些巧合的感觉。如果不是革命党机关暴露,党人领袖逃的逃,死的死,党人名册落在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,传说他老人家要按图索骥拿人,加上瑞澂当场处死三个革命党,更加落实了"镇压"的传闻,等于帮革命党做了最好的动员,起义能否如此激愤地一哄而起,有那么多新军参与,还真不好说。起义成功之后,处于"四战"之地的武汉,居然半个月左右没有遭致清军的反扑和围攻,给各地的"别有用心者"以极大的鼓舞,给了他们机会,到了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时候,各地纷纷独立,噩耗频传,即便北洋军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,也无奈大势已去。接掌清朝大权的袁世凯,出于利害计算,也只能跟革命党谈条件,出卖自己的东家了。
  武昌起义之前,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,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,起义发动,即使成功,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,坚持不下来。没想到,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,不仅守住了,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,一举大获成功。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,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,很大的一个因素,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,喊了一嗓子"芝麻开门",门就真的开了。
  当时武汉的新军,一共一镇一混成协,共计一万一千多人,巡防营不多,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起义前,大约两个标 [团] 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[其中两个营在宜昌] 。剩下的部队,不到万人。起义爆发,有五个营和两标 [团] --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,而起义部队,不过两千余人,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,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,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。只是,起义军比较凶悍,未响应起义的部队,不是被消灭 [旗人团] ,就在跟着镇统制 [师长] 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,自己散掉了,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。但是,武汉这么大,仅凭着三千人,要想守住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按情势势必要扩军,扩军就得有钱,有枪。在当时,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,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。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,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,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,真是没法可想了。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,因为起义的三千人,有理想和热情的,还不足半数。非常幸运的是,瑞澂留给起义者的,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。藩库 [布政使的财库] 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;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,银八十余万两,铜元四十万;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,官票八百万张,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,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,库银二十万两,现洋三十万元,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。而且,汉阳兵工厂里,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,可以用来铸造铜元。钱不成问题,光有钱,没有军械,扩军也难。但是,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,到武昌起义时,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,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。从德国买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,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,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,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。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,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。库里还有一些山炮、野炮和要塞炮,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。这样大批的枪械,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。就这样,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 [旅] ,原来的三千人,几乎都做了军官,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,摇身一变,就成了协统 [旅长] 。起义军在短时间内,就发展到两万多人,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。起义的第四天,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,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。
  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,也没有多少人投身进去,只要是招人当兵,就得发军饷。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,钱可以少点,无论官大小,一律每月二十元,但士兵却不能少,每人每月十元。钱发下来,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。在这些人看来,即使参加革命,也无非当兵吃粮,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。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,好些革命军的士兵,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。所以,没有钱,兵招不来,没有枪,招来了也没有用。当然,这样的新兵,没有经过训练,招来了,即使有枪,也没太大的用。大部分的士兵,穿上军装,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。看当时的老照片,革命军的阵地,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,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,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,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,高低合适,肯定就会伤亡。但是不这样,兵也许就散了。当时就有人认为,这样扩军,人虽然多了,老兵分散在各处,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。可事实证明,恰是这样的扩军,成了大事。新军已经练了几年,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,所有的新军旧军,都没有经过战阵,一提到打仗,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、兵员。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,湖南和江西的巡抚,立刻感觉自顾不暇。 听话的河南人,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,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,吓得一枪都不敢放,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,诈称投降,虚与委蛇。一直拖到10月底,北洋军两个镇到齐,清军的反扑,才算正式拉开序幕。在这半个多月里,在上海、天津、北京的报界鼓噪下,全国上下,不是人心惶惶,就是欢欣鼓舞。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,被严重放大,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,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,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,枪械精良。连北京的官僚富商,在袁世凯到来之前,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。在这半个月里,湖北各地纷纷起义,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,也先后独立。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工夫,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,清朝大势已去。显然,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,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,很难说的。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,非得准备充分,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,很大程度上,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。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,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,这样的军队,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。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,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,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。当然,这样的义军,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,肯定是不中用的,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,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,也只能节节败退。但这不要紧,只要举国皆变,北洋军一地的胜利,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。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,在事变之初,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,但中枢久拖不决,失去良机,事遂不可为。其实,朝廷火速不了,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。
 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: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
  1912年,是民国元年。这一年的2月,清帝退位,民国正式告成。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"中国第一华盛顿,世界第二华盛顿",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。不过,他想要最终就任,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,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。其实,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,孙中山还设了另一个门槛--策动临时参议院,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,改成了半总统制,即所谓法国体制。总统和内阁之间,添加了一个总理。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,大呼胡闹,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。
  这一切,袁世凯都看在眼里,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,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,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。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,这些所谓的门槛,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,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笼子里。可是,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,对他来说,只要做了总统,一切都好办。在他的思维框架里,总统就跟皇帝一样,只消坐上这个位置,大权就是咱的,些许小把戏,根本无碍大局。所以,袁世凯对这俩小花招,都一口答应了。答应得太痛快了,孙中山倒有点放心不下,急忙派出一个由前翰林蔡元培领衔的高规格迎接使团,北上前去,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。
  2月27日,蔡元培、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。立刻袁世凯盛情接待,下令打开正阳门,让专使们从昔日皇帝进出的门进到内城来,享受无限的尊荣。不仅一口答应南下就职,并且大宴专使,气氛极为友好而热烈。可是,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,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,29日夜,北京突然发生兵变,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,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,有人据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。随后查明,兵变的部队,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三师。
  据当日在场的齐如山回忆,说是乱兵不大像是成心作乱的乌合之众,上街抢劫,蒙头蒙脑,缩手缩脚,都不知道该抢什么好,也不大有伤人的意思。齐如山还在街头给乱兵做好一阵"抢劫顾问",告诉他们什么值钱。而据当时的第三师的一位参谋回忆,在兵变发生之前,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,曾经两次找北洋宿将们嘀咕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事情,认为这样对袁世凯不利,对北洋军更不利,兴许北洋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。最后一次直接找了第三师的曹锟和一些军官,挑明了要找点人,围住专使的住所,放几枪,叫喊几嗓子"宫保 [袁世凯] 走了,我们没人管了!"把这些人吓走。虽然说,此说没有旁证,但这样的诈术,此前袁克定也干过。在袁世凯已经跟南方达成协议,清室却在犹豫退不退位之际,他居然跟北方革命党人合作,收买好些人力车夫,在东安门放枪扔炸弹,吓唬小皇帝。同时暗中嘱咐警察,不要干预。这种伎俩,跟此番兵变,简直异曲同工。所以说,袁克定办这种事,是太有可能了。曾为袁世凯心腹幕僚的王锡彤当日在京,据他讲,当天夜里,袁克定于兵变闹得正凶之时,前往袁世凯府邸,"杂乱兵中,数小时始得达"。兵变发生,袁大公子居然可以混在乱兵里。当然,可能的是,袁克定的计划,仅仅是吓唬人,但碰上曹锟这种憨货,生生把事给办砸了。原本是不多的人出来吓唬人,结果整个师都出动了,事情闹大,烧抢的地方太多,伤及袁世凯的面子。所以,事情过后,曹锟狠狠地被骂了一顿,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。当然,这种事,实在也是难以掌握,那个年代当兵的,有机会起哄抢劫,没有不乐意的。所以,事一旦闹出来,就越闹越大,刹不住车。不仅北京发生了兵变,后来天津和保定也起哄式地跟着兵变了。袁克定为了赶跑专使编出的故事,最终还真的吓到了一些北洋军人。关于兵变,还有另外的说法,身为当时北洋军人的冯玉祥就认为,曹锟的兵,原本纪律就不好,兵变不是袁世凯的阴谋。而时为第三师旅长的陈文运,就认为兵变的原因是强行剪辫,以及停发恩饷和米贴 [战时的补贴] 。但是据说,恰是因为陈文运是洋学生,袁克定布置的时候,没敢告诉他,怕他死心眼不肯干。显然,如果兵变是因为纪律不好,或者经济要求没满足,已经变了兵断然没有回营的道理,他们不会不知道,在任何时代,兵变都是砍头的罪过。所以,兵变更大的可能,还是设计好的阴谋。
  当然,话说回来,作为北方人,袁世凯的确不喜欢南京。况且,在中国历史上,政治地理从来都是北强于南,在南边定都者,大多为偏安之局。所以,尽管所谓把袁世凯弄到革命势力较大南方,调虎离山的策略,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,因为在今天看来,当年的南方,也未必就革命氛围有多浓烈,而北方一样也有革命党。只要袁世凯做了总统,北洋军自可以调来自卫,不愁镇不住东南半壁。但是,如果能不走,袁世凯还是不想走的。因此,袁大公子和曹锟虽然闯了祸,但毕竟打消了迎袁专使的念头,属于自家人好心犯错误,这个错误多少也有几分合自己的心意。所以,骂过一顿,也就了账。曹锟还做他的师长,参加兵变的人,更是没有可能被追究,而袁大公子,则依旧翻云覆雨,玩他的权术。这样的结果,让人分不清到底这些把戏究竟是袁公子自己的主意,还是得到他老爸的首肯呢?
  只是这样一来,乱兵被姑息了,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,东也是东洋刀,西也是东洋刀,民国沿着这条路,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。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,就会想起军阀来。
  女人:战争不让女性走开
  过去几千年,战争都是男人的事,而女人,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,男人抢夺的对象。浪漫的,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,不那么浪漫的,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。崇尚和平,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,则聪明地提议"和亲",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,先把女人献上。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,嘴一撇说,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,无非是争夺交配权。细想想,还真不好反驳。
  不过,女性在某些场合下,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,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,变成战士。中国有花木兰,西方有圣女贞德。只是,贞德实有其人,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。这样的传说,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,愈出愈奇。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,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,从佘太君到穆桂英,最后,杨家的男人死光了,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。当这样的戏,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,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。中西之间,文化上的误会,实在是太多。
  其实,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。中国的战争,一般来说,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。中国人不懂浪漫,但对争夺女子玉帛,却更加在意。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,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、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,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。只是,这种幽默,还有一点附加作用,就是鼓舞士气--女人都出头了,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?再怎的,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!
  这样的战争激励,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。在南方各省纷纷独。立之后,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,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,这回用上了。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,都有女子北伐队,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。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,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。从留下来的老照片看,各地的女子北伐队,人数虽然不多,但个个全身披挂,长短枪,身上挂上炸弹,威风凛凛。这样的照片,在当年的报纸上,估计都在显著的位置。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,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。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,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,都十分重视,要钱给钱,要枪给枪,要服装给服装。巾帼英雄,个个戎装,精神得很。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,即使按今天的眼光,也相当漂亮,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贞,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警音,均堪称美女。所以,后来沈警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郛,以后夫唱妇随,好不风光。而沈佩贞,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韵事。
  不消说,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,都没有北伐的可能。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,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,一口一声说,只要袁世凯一反正,就把大总统让给他。女子北伐敢死队,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,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。况且,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,有的人是真正的天足之外,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,都是女学生,大多为解放脚,即缠足之后,再放开的,这样的脚,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。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,多数是样子耸动视听的。她们到了哪里,哪里就是新闻热点。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,所以,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、清朝翘辫子之后,也就消于无形。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,很抢手,大都嫁了人,做贤妻良母去也。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,看破红尘,遁入空门,青灯黄卷,打发了一生。只有极少数的豪杰,一直不肯消停,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,总是在做敢死队状。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,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,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,只字不提。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长沈佩贞和唐群英,打上门去。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教仁,吃了耳光。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,才勉强摆平。大约是看在是个帅哥的面上,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。但是,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,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。当时的国会选举,女子没有选举权,所以,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,看门人出来拦挡,吃了两位的解放脚,又不敢回脚,只好自认晦气。
  再后来,漂亮的沈佩贞,虽然凶悍如故,却传出了许多绯闻,而且都是大个的,事关黎元洪和袁世凯,一个副总统,一个总统。据说她有一张名片,上面写着:大总统门生。其实,这种事不算什么,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,做官的做官,做议员的做议员,一个小女子名女子,跟袁氏套套关系,也无可厚非。况且,人长得漂亮,又不拘小节,自然会被报纸盯上,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。不止沈佩贞,唐群英也不能幸免,没有绯闻,则有负面消息。只是,当初盯她们,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,现在被盯,尽是负面报道。于是,两位女英雄,先后大打出手,带领一群女豪杰,把人家报馆给砸了。幸好,这个时候,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,所以,没有出人命。
  ……
 
 
前言/序言
  序言
  辛亥革命前后,摇晃的中国
 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,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,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
 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,快要一百年了。一个纪念日,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,无论如何,都会热闹一下。况且,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,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,走向共和的中国,经过了一百年。民主共和思想,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,至少在名号上,跟上了世界潮流。就凭这一点,也值得庆祝一番。
  说起来,这个革命的发生,多少有点偶然性。从小的方面说,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,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,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,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,又拿人又砍头,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,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,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。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,已经响过很多次了,没有一次成气候的。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,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,但并没有闹起来。
  从大的方面讲,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,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,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,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,然后又张罗收权,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,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,革命即使发生,也成不了气候。
 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,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,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,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,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--从此之后,中国的事,就由这些生在深宫、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,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,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。这么一来,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,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,忽然就入耳了,真是个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尽管让他们放火,他们还是不敢,但只要有人放火,他们是乐于扇风的。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,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,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,死活不肯"从逆",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,一来就不走了,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,也参加了革命。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,不仅稳住了局面,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,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,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,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,是汤化龙的弟弟。不仅武汉一地,立宪派帮忙革命,其他地方,也都在帮忙革命,有的地方,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。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,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。
  尽管说,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,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。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,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。尽管革命党在政界、学界、军界有诸多的渗透,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,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,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。收买会党的起义,像是雇人造反,钱花光了,人也就散了。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,闹与不闹,都没有什么影响。而新军的起义,动静大了一点,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,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。最关键的是,每次起义,都没有社会的呼应,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--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,只手打天下。为此,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,从南到北,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,炸了这个炸那个,可惜,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,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。
  不能否认,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,但落到实处,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,尽管夺取了政权,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,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。清朝的改革做得好,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,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。客观地说,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,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,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,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。这是因为,清末的新政改革,的确做得不错。庚子后的乱局,很快就稳定下来,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,外国投资增加,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。新政的各项事业,都在稳步前进。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,居然平稳度过,新学堂遍地开花,虽然问题成堆,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。军事改革、法律改革、官制改革、财政金融改革、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,都在稳步推行。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,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,到辛亥年,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,而各地财政,也大多有结余。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,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,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,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。事实上,正是有这些结余,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,扩张军队,维持了革命的命脉。新政的推行,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,事业一塌糊涂,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。新政后期,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,大的股匪都招安了,小的匪盗得到控制。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,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,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"烧学堂,打先生"的骚动,但规模并不大。其他的所谓反抗,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,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。以往的研究,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,必定是政治紊乱,民不聊生,遍地烽火,其实,清末恰恰不是这样。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,但比起庚子之前,却要好得多,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,但比起庚子之前,也要好得多。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、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,验证辛亥前一年,整个国家的民变 [实际上有些夸张] 次数,大约一万起。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,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,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  但是,主持变革的当家人,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,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。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,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,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,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,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,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。这样的错误,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。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,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,才有了市场。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,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。剩下来的事,只能办好,不能办坏,一旦办坏,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。
  然而,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,却大大地错估形势,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,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,巩固统治。殊不知,满人政治能力退化,已经有一百多年,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,内 [朝廷] 轻外 [地方] 重,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,早成定局。满人中的能人,有经验的政治家,西太后和奕?在世的时候,都得承认现实,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,既无从政经验,也无政治能力,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,不坏事才怪。武昌军兴,亲贵们六神无主,马上实行立宪,废掉皇族内阁,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,但是已经晚了,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。从后来的历史看,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,也是中国的悲剧。史家一直在说,辛亥革命期间,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,取孙而代之。其实,在南北谈判期间,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,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、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。这个模式,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。在他们看来,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。显然,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,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。这期间,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,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。然而,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,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,事实上也不可能,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,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,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,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,好讲中庸的国人,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,共和这一步迈出来,所有参与其中的人,包括前立宪党人,都骑虎难下,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,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。
  革命最大的危险,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,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。这一点,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。辛亥革命期间,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,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,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,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应该说,从近代革命史角度,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。立宪派的高度参与,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,而革命党人,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。为此,他们不准农民革命,不进行底层动员。但是,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,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,这就是会党,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。虽然说,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,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,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,有的地方,甚至出现了镇压。但是,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,还是冒了头。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,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。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,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各地会党公开露面,大开香堂,大散海底,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,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。二次革命,貌似强大的革命党,在袁世凯的打击下,不旋踵即土崩瓦解,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。
 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,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。革命后,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,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,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,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,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,世界第二华盛顿。但是,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,这样的制度,落到实处,的确大有困难。就整体而言,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,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,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,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。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,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--民国来了,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,换句话说,民国不怎么样。
  民国办不好,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。然而,新秩序的产生,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。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,乱中添乱,袁世凯和他的谋士,错判形势,贸然称帝,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,秩序的稳定,自然无从谈起。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,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,落不了地的制度,也就没法修正,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,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,制度的演进,是进化的必然,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,任何"退步",都是开历史的倒车。
  辛亥革命,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。这场变革,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。革命成功后不久,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:"共和政体成,专制政体灭,中华民国成,清朝灭,总统成,皇帝灭,新内阁成,旧内阁灭,新官制成,旧官制灭,新教育成,旧教育灭,枪炮兴,弓矢灭,新礼服兴,翎顶礼服灭,剪发兴,辫子灭,盘上髻兴,堕马髻灭,爱国帽兴,瓜皮帽灭,阳历兴,阴历灭,鞠躬礼兴,拜跪礼灭,卡片兴,大名刺灭,马路兴,城垣栏栅灭,律师兴,讼师灭,枪毙兴,斩绞灭,舞台名词兴,茶园名词灭,旅馆名词兴,客栈名词灭。"其实,新教育、枪炮、律师、马路这样的东西,并不是民国才兴的,而除了制度变化,其他的变化,都是皮相的,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,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。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,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,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。放足和禁缠 [禁止缠足] 成效最差,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,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。剪辫稍好,但坚持不剪的人,也所在多有。民国成立,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,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,而且他们的手上,也多了根"文明棍" [手杖] 。还不仅如此,辛亥之后,话剧叫文明戏,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,放足叫文明脚,连脚踏车,都被叫做自由车。但是,民国之后,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,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,依旧为士绅的常服。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,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,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,回家之后,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。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,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,洋式戎装,笔挺精神,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,甚至喜欢坐轿子,连上战场都不例外。自由、民主和文明,离中国人的生活,其实还相当远。
 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,既不是风俗的变化,西化的习染,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,零星的现代化,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。如果没有革命,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,代议制早晚都会来,西方的法律、政治制度,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,而且总会生根,所差的,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,而没有不学的道理。比如法律制度,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。在我看来,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,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。
 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,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,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。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,反而更易混乱。很多人都明白,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,骤然实行共和,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,其实难免消化不良,但是,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,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,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"最好的制度",因为这样,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。于是,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,革命不彻底,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,革命,再革命,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,再则阶级革命,把中国社会翻过来,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,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。直到今天,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,什么东西,不求最合适,只求最新,最时髦。
  即使不这样,在情势上,中国人也退不回去,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。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,但中国这样的国度,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。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,是异族,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。所以,清朝的复辟,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,一旦落到地上,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。1917年的张勋复辟,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,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,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。其他的人,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,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。谁也做不了皇帝,道理很简单:中国已经共和了,人们只能在"先进的制度"里往前走,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。
 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,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。几十年的民国历史,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,值得骄傲的文化,但是,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。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,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,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、国势衰微、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。这个老大的帝国,在进入共和之后,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,因此,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,很难抵御再次革命、不断革命的诱惑。革命带来了问题,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。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,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,学习西方,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,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。所谓的革命,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,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,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,不是换一个杠杆,而是接长这个杠杆,用更激进的革命,继续撬。
  当然,当年的中国境况,说起来也很无奈。和平变革的希望,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,但是,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。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,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,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,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,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,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。同光中兴,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,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。此后的变革,也大抵如此。本土化的最后抵抗,是义和团,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,回头看看,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,改革被革命扑倒,在一个两难之局里。历史,在这里很无奈。
  辛亥革命,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,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。一百周年的纪念,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,但愿,人们能想起点什么,想出点什么来,别白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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